语言与政治：1926年国民党对粤语和国语的处理
自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北方语系在地域上逐渐获得了中心地位，“官话”从明朝起便有了可溯的推广历史。近代以来，由于受到西方影响、近现代化的需求、民族意识的觉醒，推行统一的标准化的语言成为了一种必然趋势。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国语运动”作为国语传播和普及的重要途径，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形式发挥着规范语音文字、普及国语教育的作用。1926年1月，全国国语教育促进会广东分会在广州成立，在广东开始推行国语运动。与此同时，国民党第二次全体代表大会也在广州召开，而会议的官方语言却是粤语。本文拟在梳理广东国语运动背景的前提下，从两个角度来解读这种微妙的反差，一是粤语作为国民党党内政治语言所发挥的作用，二是以粤语为主的语言政治所经历的变化，从中尝试解读语言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
一、国语运动在广东
受限于政局动荡、战争频繁以及地区方言种类繁多，公民受教育平均水平低等因素，国语运动在民国初期的推行是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尤其是在广东这样有的传统方言区，国语教育的推行更是阻力重重。五四运动以来，国语运动在全国正式展开，采取修订字母方案、调整国音标准、推动学校国语教育等几大措施，从多个方面在全国各地开展国语普及运动。而广东作为近代革命的策源地，又加之长期以来粤语作为地区内普遍化的传播语言占有主导地位，受到了国语运动团体的重点关注。[1]
1926年可以说是广东国语运动真正意义上的一个起点。时年1月，全国国语教育促进会粤分会在广州建立。曾可光、刘畅九等人与广东国语界人士张德良、唐炳荣等共同筹备粤分会活动，并起草和颁布了《国语教育促进会粤分会简章》，将粤分会定名为全国国语教育促进会广东分会，提出以研究国语学术为宗旨，调查广东国语教育情况、努力推动国语教育、促成全国国语统一言文一致的口号，开始了以广州为中心向全省扩散的广东国语运动[2]。在1926年间，广东分会通过协同当地政府、媒体，在本地构造国语运动舆论，带动国语教育氛围，期望借着大革命的形势，形成国语运动南征，大革命北战的双向互动，在广州首先取得国语官方化的胜利[3]。在广东分会的组织下，广州市教育局对广州市立国语讲习所进行整顿，将已经停办的各类国语培训班再次重新办理，并扩大讲习所的招生规模，对市民进行国语教育，同时，各类民间社团，如广东国语研究会、中山大学教职员同德会等开始活跃，作为民间社团在市民之间进行国语普及[4]。
相较此前的冷遇，此时的广东分会在广州、潮汕等地区所开展的国语运动如火如荼，策动了许多政府与民间力量，在官方层面一度形成了国语潮流。然而广东国语运动取得的成效却让人怀疑。虽然在广东分会成立以后，国语运动看起来声势浩大，辐射范围广，且活动内容丰富，但在大革命期间以及大革命结束的几年内，根据可考资料来看，国语运动在广州收效甚微，粤语在广州依然是主导性的传播语言[5]。
国语运动在1926年的广州面临瓶颈的原因，主要来自几个方面。首先，相较于四川、湖北等其他地区的方言，粤语、吴语等南方的大类方言，承袭了许多古代汉语的语用习惯，不仅在读音发音上与北方语系不同，而且融入了大量古字可以进行方言书写，这给国语运动所倡导的“言文一致”带来了更大的困难。对于其他地区，特别是北方地区，只存在语音上的区别和不统一，书写习惯是大体统一的，而对于南方地区尤其是粤语区，国语运动不仅要变更这种方言语音，还需要变更方言文字的书写习惯，这本身就提高了国语运动在广东地区推行的难度。再加上虽然全国设有国语运动大会总筹备处，总领全国各地的国语运动和分会，但是各地的国语运动还是以各地分会与各地方政府或势力领导为主。广东的国语运动在二十年代极其依赖广东国民政府与大革命时期提倡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潮，自北伐开始后，国民政府离开广东，国语运动一度受挫。[6]再者，国语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自开始时便饱受争论。在二十年代中期，在学术理论的层面上，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国语运动的群体，都还解决不了国语的标准问题，即哪种语言才有资格成为国语，为何能成为国语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京音与国音之争相持不下，而1926年广州国语运动所传播的国语，实际上是1923年国语运动统一筹备会所修订的《国音字典》中所规定的京音[7]，这在大革命结束后的时间里，又遭到瞿秋白、钱玄同等人的猛烈抨击[8]，在二十年代后期想要从学理层面取得合法地位仍是漫漫长路。并且最重要的是，广东推行国语运动的张德良等人在当时无法深刻地认识到，国语运动，尤其是广东的国语运动，不仅仅是一场谋求语言文字全国统一的文化运动，在某种程度上说，它可能会是一场极为复杂的政治运动，甚至可能发展为更为极端的“语言净化”[9]。这种语言文字与语用习惯的变化，在历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代表着一种政治合法性的确立，更代表着一种身份认同的转换与变化，对于国语运动，对于“粤语”和“国语”，势必要从政治语言和语言政治的角度上进行思考。
二、“党语”与“国语”
在中国的政治史上，历朝历代都有以地域形成的派系斗争，在这种斗争当中，来自同一地域的人因为有相近的成长环境而形成联系，成为所谓“同乡”的共同体，而这种共有的成长环境包括家乡的自然风貌、文化习俗，但最重要就是地方语言。在民国时期的大革命年代，粤语无疑是与政治联系最紧密的地方语言。
汪精卫
前文所及1926年是广东国语运动的开端，但同时更为人关注的是，1926年也是大革命发展的核心时段。在1926年年初，广州的国语运动与国民革命一样士气高涨，并且国民政府也对国语运动持积极态度[10]，然而极为微妙的是，在1926年1月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官方语言却还是“粤语”。在会上，广东籍代表吴永生正式向会议提出:“大会中许多广东同志都是不懂各省方言的，本席在代表团时屡经提出要翻译粤语，何香凝同志亦曾说但未见实行。现请主席团以后对于各项重要报告及决议，都要翻译粤语。”在随后的会议当中，许多北方籍的代表发言都被翻译成粤语，在会议记录中皆有记录，但却没有北方籍的代表要求将粤语翻译成国语的记录，并且在会上通过了今后提案都要翻译成粤语的决议[11]，这足以说明粤语以及粤籍党员在当时国民党内部的地位之重。对于粤语在国民党二大上占有统治地位的现象许多学者已有讨论，其中大体的原因归结为1926年正是孙中山去世后的第二年，国民党二大的主旨思想即是继承总理遗训开展革命，粤语与粤籍和孙中山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此前孙中山还在世的时候，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朱执信等国民党内大量高层干部都是粤籍人士，党内粤籍势力庞大，加之国民政府本身正处广州，广州又为近代革命策源地，粤语和粤籍逐渐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与革命正统的“资格证”，进而演变成国民党内部的一种“党统”。
在那个年代，将粤语叫做国民党的“党语”也不为过，以至于胡汉民等人在孙中山去世后，还努力在党内标榜粤语，是有关于维护自身作为孙中山接班人与革命接班人合法性的需求，从这点上看，粤语在国民党内部确是一种政治语言。
胡汉民
那么，既然粤语作为代表国民党党内合法性的政治语言，为什么国民政府在广州还要支持国语运动的传播？这成为了一个微妙且矛盾的问题。在前文已经提及，国语运动真正在广州发展始于大革命时期，承袭了此前五四时期国语运动在全国发端时所推崇的精神内核，即反帝反封建的民族国家意识与谋求国家统一的诉求，这和大革命想要打倒军阀，清除帝国主义势力的目标是高度一致的。在《广州民国日报》所发的国语运动专号上，可见国语运动的口号都以围绕“国民团结”、“国家强盛”、“打倒帝国主义”等展开[12]，在那个受到列强入侵和封建势力压迫已久之后民族意识最终开始觉醒的年代，驱逐外敌光复中华的民族意识，是整个中国话语体系中的顶点，在国民大革命的浪潮面前，任何观点任何话语都不应该且不能与其产生敌对。此时，虽然没有特别强力并且明确的政治力量对国语运动进行推崇，但这种民族主义的“法统”俨然已经将它塑造成为一个不可侵犯的国家政治运动，它代表着绝大多数国民对于独立自强，民族复兴的向往，在这之中，国语运动推行的国语已然成为真正的“国语”，这种“国语”究竟是“京音”还是“国音”在某种程度上早已并不重要，只要它是观念中能够促进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语言，就能在这个层面谓之“国语”。所以，作为“党语”的粤语，显然不能和这样的“国语”发生冲突，作为国民党的革命人士，哪怕是胡汉民等人也断不可能反对“国语运动”，以粤语取代国语。
此外，从1926年的大体情况来看，当时在广东推行的国语运动，由于影响不大且并不成熟，大多只停留在国语普及与基本教育上。在随后的发展当中，也几乎没有出现带有强制力的，似如“禁止粤语在公共场合使用”等“去粤语化”措施。很可能在二十年代粤语与国语之间的矛盾，还不如1955年以后全国推广普通话时严重。这样一来，在国语运动期间，粤语并没有真正与国语运动站在对立面，形成一种敌对状态，而国民党的粤籍人士也只是将粤语作为自己政治正统和革命正统的认同基础，也不期望粤语要作为全国通行的语言，上升到“国语”层面，随着大革命自南向北进行推广，更何况只在广府地区通行的粤语虽然使用人数与其他方言相比较而言已经算为较多，但因其语音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也难以具备全国普及的条件[13]，所以粤语的使用始终停留在广东和周边地区[14]。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粤语作为广府方言，相当特殊的是在海外也有一定的使用人群。十九世纪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西进运动的扩张，许多国民根据中美签订的《蒲安臣条约》[15]得以赴美发展，其中赴美的华人大多来自珠三角地区，以花山人、中山人为主，这些人绝大部分都以粤语或客家话为母语，在海外，尤其是美国形成了粤语语系的一条分支[16]，他们的后代也在海外接受着本土语言英语和家乡语言粤语的双重教育[17]。很显然，远在海外的华侨并不会直接受到国内国语运动所带来的影响而放弃粤语转而使用国语，但对于海外这个特殊的粤语语用环境来说，它与国民党政治亦有一些联系。众所周知，孙中山在国内的革命事业，不少受到海外华侨力量的支持，从资金提供到人脉关系，在其流亡海外，革命事业尚在襁褓的时候都予以帮助，这与孙中山的粤籍身份，和孙中山所使用的粤语都有着密切的联系，粤语作为政治语言也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得以体现。不过，如前文所说，在海外华侨之间被使用的粤语，并未受到国内国语运动直接的影响，在此也不多做赘述。
孙科：孙中山之子
三、粤语语言政治的衰落
前文已经谈到，粤语作为国民党党内的官方政治语言，它的地位是由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粤籍干部以及广东本身作为革命中心的政治地位，在二十年代上半叶确立起来的。然而，随着孙中山1925年3月去世，1926年12月国民政府迁往武汉，粤系与粤语的地位正在国民党内开始瓦解，这也是国民党作为政治力量从广东走向全国的过程中所必然发生的趋势。虽然看似在1926年的时候当时还以粤系主导的国民党迅速北伐取得国家政权是证明其内在革命正统的成就，但同时他们也低估了国民党的政治中心从广东离去所带来的危机，其中最大的危险就是蒋介石能够借此摆脱党内粤系对他这个“局外人”的桎梏，为他进一步取得“党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8]，而历史也恰恰证明了自孙中山去世和北伐战争后，国民党党内的粤系势力日渐衰落。
在1929年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体代表大会上，胡汉民坚持以国语和粤语发表演讲还重申此举的必要性[19]，但不要说粤语已经不是国民党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官方语言了，就连胡汉民提议继续使用粤语的倡议也是无人应和。并且，通过党内人员的变动可以看出，在此前的第二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九人中，粤籍委员占有六人，而此时到了第三届却只有胡汉民、孙科两人，而江浙籍的常委就有蒋介石、谭延闿、戴季陶、陈果夫、叶楚伧共五人[20]。如果将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在距离1926年更遥远的三十年代能很清晰地得见，尽管广东还是被当作革命策源地，胡汉民、汪精卫等曾被定为孙中山接班人的粤系人士也还在政治舞台上活动，但面对已掌握多年全国政权的蒋介石来说已是毫无胜算。同时从整个中国的地缘图景上来说，广东历来远离全国的财政、经济中心，胡汉民等人更无回到广东，依托南粤地区东山再起的可能。1931年孙科组阁挑起的广州国民政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便因财政枯竭倒台就是最好的例证。可见粤语与粤系都随着广东中心地位的失却而失去了原有的政治地位，粤语在国民党党内作为政治语言的意义也逐渐减弱直至消失。
粤语政治语言的消失带来的也是所谓“语言政治”的衰落。“语言政治”简单来说是对地域政治的另一种称呼，只是可能比起按照祖籍划分的地域派别来说，以使用相同方言而划定的派系要更贴近国民党的实际情况。
李宗仁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的一段话说明了这一点。“国民党自有史以来，粤籍要员最具畛域之见，其原因或者是由于方言的关系。他们彼此之间，平时虽互相猜忌，然一有事变，则又尽释前嫌，作坚固的团结。”[21]特别是对于国民党党内此前跟随孙中山粤籍人士来说，在孙中山去世之后，一旦失去了这种以粤语粤籍确定的正统身份，他们的政治地位将受到极大冲击，继承孙中山事业与权力的幻想也将随之破灭。所以，粤语在这种语言政治中，发挥的正是维系他们自身革命正统观念，确认革命正统身份的作用。然而，也正如金以林先生所述，这种“特殊地位”是历史形成的，自然也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嬗变。他们长期以来拥有的这种“党统”意识，随着国民党由广东一省迈向全国、南京政府的不断巩固和开放，加之蒋介石不断提拔、重用浙江人，而逐步失去原有的光环。此后，国民党内的派系冲突，主要表现为在蒋介石独断控制下的各派系之间的矛盾。地域观念逐渐淡出国民党内的派系冲突[22]。语言政治也告一段落。
四、结语
作为政治语言的粤语在国民党党内失去了地位，以粤语为主的语言政治也被蒋介石终结，但在1926年受挫的广东国语运动并没有停滞不前。随着1935年《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公布，国语课程作为指定课程中小学里得到了推广，而且，随着战争的逐渐结束，国内形势稳定了下来，民众也逐渐开始参与到国语运动当中，许多具有国语基础的小学举行了学生国语演讲比赛为形式的多种宣传教育活动，大学也纷纷开始了国语教授。尽管，由于粤语在本土历史悠久，民众的语言习惯根深蒂固，但与1926年只是小部分同政府来倡导国语运动不同，民众对国语热情的产生使国语运动真正意义上在群众之中有效地推行，这得益于生活的日渐安定、国内走向统一的时代背景，与政治紧密结合的语言也在此时顺势而变。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为普通话标准音的主要采集地，制定标准后于1955年向全国推广，至此国语运动也迎来了终结，而粤语作为广东地区的日常用语则被保留了下来，至今仍在广府地区被普遍使用。梳理粤语与国民党政治斗争之间的关系，不禁让人猜想倘若粤语没有在1926年后逐渐失去地位，没有一个“去政治化”的过程，一直作为国民党党内的政治语言沿用下来，可能在国共内战结束，新中国成立之后，将会面临一场更为激烈的革新。
（王瀚 复旦大学历史系2014级本科生）
五、参考文献
①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2011年5月
②金以林《地域观念与派系冲突——以二三十年代国民党粤籍领袖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03期
③喻忠恩《政治话语与语言教育：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广东国语运动》，《井冈山大学学报》2010年9月；
④王东杰《“代表全国”：20世纪上半叶的国语标准争论》，《近代史研究》2014年06期；
⑤李静《民国时期广东国语运动研究》，暨南大学，2012年4月；
⑥武在争《从排斥、隔离到融合——美国华人华文教育百年发展探悉》，华中师范大学，2003；
⑦王元林《海外华侨华人与侨乡关系演变的特点》，《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1年7期；
⑧詹伯慧《现代汉语方言》，武汉人民出版社，1981；
⑨《中国国民党党史》，鹭江出版社，2009年5月；
⑩《李宗仁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
⑪《广州市政日报》1926年11月30日
⑫《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15日、23日、31日
[1]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2011年5月
[2]《国语教育促进会粤分会成立》，《广州市政日报》，1926年11月30日第五版；
[3]《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广东运动会宣言》，《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23日第二版；
[4]喻忠恩《政治话语与语言教育：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广东国语运动》，2010年9月；
[5]可考资料丰富。如何国华《民国时期的教育》中写道，1926年起，在粤讲习的外来教师，在广州市内的学校演讲时，皆需要有人将演讲内容口头翻译成粤语才能使观众听懂；亦有甚至在1927年美国圣书公会在广州发行的圣经仍使用粤语书写，以便传教时民众能够听懂；据《中正日报》1948年12月10日第4版的报道，乃至1948年12月在广州市教育局进行的私立小学国语注音符号及读音抽考当中，仍有大量的私立小学因为国语教育不利而受到惩处。
[6]按照全国国语大会总筹备会的决定，本应该从1927年起每年的1月1日作为国语运动纪念日，于各地举行纪念活动，并举行各类国语运动，然而自国民政府北伐离开广州以后，广东省从未举行过纪念活动。
[7]而后在1927年、1932年改订为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编纂的《国音常用字典》；
[8]王东杰《“代表全国”：20世纪上半叶的国语标准争论》，《近代史研究》2014年06期
[9]彼得·伯克，李宵翔等译《语言的文化史：近代早期欧洲的语言和共同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0] 1926年1月，随着国语运动在广州正式展开，当时作为国民党机关报的《广州民国日报》先后发表多篇文章及专号，支持国语运动。（如《不谙国语之吃亏》，《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15日第四版）
[11]《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六日第十一号)》1926年1月11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八日第十六号》，1926年1月1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转引自金以林《地域观念与派系冲突——以二三十年代国民党粤籍领袖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03期
[12]“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先要统一语言，能够统一语言，国民感情才能融洽。能互相融洽，则五族为一家了。成为一家后，则无‘彼疆此界分’、‘尔诈我虞之患’，部落之争，就可以免除了。然后团结起来，向帝国主义进攻。帝国主义，自然就会被打到了”引自《推行国语与打倒帝国主义的关系》，《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31日；
[13]吴稚晖在1913年召开的读音统一会上讲到，欲统一国语，不能不舍鱼而取熊掌，孰为熊掌? 即通行力最大之一，合于天演之最宜，率言之，近于官音者是矣！其余方音，皆无资格；即使声音最完全的广东音，若被提出，必广东人先出而否定！引自吴稚晖《读音统一会进行程序》，《吴稚晖先生全集》；并且傅斯年也提出，许多粤语中的读音，自广东外，无能发者，并且讲到“令廿一省人徇一省，无论理有未惬，即于势亦有所不能行！”批评将粤语作为国语的观点。引自傅斯年《文言合一草议论》，《新青年》第4卷第2号，1918年2月15日；转引自王东杰《“代表全国”：20世纪上半叶的国语标准争论》，《近代史研究》2014年06期；
[14]粤语按其分布区域一般被认为分为粤海系、钦廉系、高雷系、四邑系和桂南系。使用区域除了广东省外，还包括广西、海南等地区。引自詹伯慧《现代汉语方言》，武汉人民出版社，1981；
[15]《中美天津条约增续条约》规定两国尊重移民自由，并且可以互相在对方境内开设学堂；
[16]王元林《海外华侨华人与侨乡关系演变的特点》，《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1年7期；
[17]如十九世纪末在檀香由基督教会开设的华文学堂以粤语教学为主，亦有小部分学堂使用客家话教学。引自武在争《从排斥、隔离到融合——美国华人华文教育百年发展探悉》，华中师范大学，2003；
[18]“少数军事首脑对北伐却怀有不同的打算。也许广东人的排外心理是较浓厚的,使外籍的‘英雄’总觉得广东并非用武之地，如果能回到长江下游的本土，或可建立霸业之基。有些广东籍将领则不免想到如果这些外省‘英雄’到省外去打江山，他们就可成为广东的真正主人了。大多数客籍将领都觉得到外省去打天下，可解除现在苦闷而获得发展机会。因此，‘北伐’的代名词，是‘向外发展’。引自陈国焘《我的回忆》转引自金以林《地域观念与派系冲突——以二三十年代国民党粤籍领袖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03期；
[19]蒋永敬《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
[20]《中国国民党党史》，鹭江出版社，2009年5月；
[21]《李宗仁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
[22]金以林《地域观念与派系冲突——以二三十年代国民党粤籍领袖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03期；